自由与责任

一份离市审批，在许多学校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放到现在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上，更是翻起惊涛骇浪。我本已感慨于当下舆论环境的一塌糊涂，决心“二十年不写议论文”，可而今事既关己，又与学校相干，终究按捺不住一颗欲诉无话的心，让它操起笔来了。这件事，在我看来，是非常典型的自由与责任的抉择。

似乎在很久以前，在国内谈及自由便几乎同过街老鼠般不受待见，放到今日想来只有更甚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一直回避这个话题，那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。假若放在平日，我们可以毋庸置疑地说，学生有请假离市的自由，那在实施疫情防控的当下呢？

也是有的，至少在我眼里，这种程度的自由还远没有超出限度。——或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：长假期间，部分学校实行离市申请制度，即学生离开本市需要向校方申请，得到批准后方可出行。然而，只有少部分就医或奔丧的申请获得了同意，其余哪怕是单纯回家的请求无一例外遭拒。

学生当然很生气，为了这个申请又是填表又是开证明还得来回奔波，结果你告诉我不通过？气上来了当然得找地方撒，于是便起了大风大浪。不过，一味指责学校是不对的，因为学校的防疫工作也会受到本市政策的影响。

——假如有人要出来反对我的观点，那么他最可能用的理由就是：“万一某个学生变‘毒王’了怎么办？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谁来负责？”隐患总是存在的，抛开概率谈风险，就好像抛开剂量谈毒性一样流氓。私以为，大部分前往低风险地区的请求，其安全性还是相当高的，倘若一定要抓着那点出事的可能性不放，那么所有请求都不该放行，显然事实并非如此。这些申请之所以不通过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非必要的。

严格审批的背后是责任的归属。按照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校方的责任变到了具体个人的身上，而两者能承担的责任量明显是不一样的，故而审批量也大幅缩减。说到底，是现行责任体系的问题。个人无法为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负全责，这溢出的责任便由上级承担；对既有结果的补救往往很难做到，承担责任的方式更多为惩罚性质的处分或撤职，后果有多严重，惩处就得达到相应的份量。通俗地讲，就是“出了那么大件事，总得有人为它负责。”如果确实是上级失职，那倒也无话可说，可如果纯粹是当事人个人的原因呢？又甚至并非任何人的过失，纯粹只是运气不好呢？很遗憾，追责还是要落实，且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因此，我实着也为学校打抱不平。

没有人会愿意承受这无妄之灾，所以，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彻底消灭风险——只要事情不发生，隐患就不会成真。说是懒政一刀切也好，说是防患于未然也罢，总之这便是现状。再说，学校也非一竿子全打死，对于确有需要且手续齐全的申请还是开了绿灯的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自由与责任通常相伴相随，因此本文开头的表述稍微有点不准确——应该是“自由多一点，还是责任少一点”的抉择。然而，该选择权并不在我们手中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大的责任负担能力！真正有选择权的是我们的上级负责人，由他们来选择是给予我们的自由多一点，还是他们承担的责任少一点，其决定显而易见。

中国人天性里的居安思危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现行的责任体系，这不能说不是件好事，可也不代表没有改进空间。许多对更大自由的追求，实际上是对更大自主承担责任能力的追求。只有处理好责任分担的天平，使“求自由者能担其责”，我们才能充分支配和享受自己的自由。